5月17日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在肯定调控取得了“初步效果”的同时，宣布了6条继续调控房地产的措施，因有去年的“国八条”在先，业内人士把这次调控简称为“国六条”。
　　“我个人看来，这是去年‘国八条’的深化和完善。”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分析，“国六条”看似比较温和，但却对当下的地产困境非常具有针对性，而且结合接下来将出台的具体政策，“应该比去年的‘国八条’更值得期待”。
　　顾云昌注意到，“国六条”开篇就提到了结构问题。在他看来这正是导致北京现象的主要原因：一是政策层面的结构性。有关数据表明，2004年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占整个商品房的比例只有6%，而且这两年呈现下降趋势；二是市场层面的问题，普遍的套型面积很大，整套的价格比较高，以北京为例，1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仍然超过50%。
　　因此，“国六条”区别于去年的“国八条”，要求各地政府要“切实调整住房结构”，“重点发展中低价位、中小套型”，并要求“各地要对新建住房结构比例提出具体要求”，较之“国八条”，其要求进一步量化的变化明显。
　　“至于怎么推出中低价位房，上海去年调控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。”顾云昌透露，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讨论通过土地规划限制房子的套型和价格的政策。
　　上海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印华告诉本刊，去年上海市政府推出了100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低价位商品房，采取政府定向规划土地的方式，由开发商开发后推向市场，对平抑上海中外环房价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　　印华认为，土地出让“招拍挂”制度实行以后，在外资和本地实力雄厚的大开发商共同作用下，中国大城市的地价飙升，而这部分多出的利润都落入政府的腰包，并最终由购房者买单。
　　印因此认为，完全市场化的“招拍挂”，实际上逃避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。他建议说：“在把土地价值最大化的同时，政府在拍卖一些土地时，应限定建造房屋的价格和套型规划。”
　　对于北京市场层面的结构问题，杨建平认为，开发商会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节，但他也注意到“国六条”中非常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调控手段。
　　“国六条”指出要“有区别地适度调整信贷政策”，意味着信贷政策将进行调整，试图保护中低收入家庭和首次购房者、小户型购买者的需求，抑制高贷款者、多次置业者和大户型购买者的需求。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潘为“国六条”表现出来的理性感到欣慰。他指出，过去调控思路停留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常规表述上，诸如“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，防范金融风险”、“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”、“抑制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势头”等，但类似表述在“国六条”措施中未再提及。
　　实际上，“国六条”没有在存量商品房身上下更多工夫，而是更多力图通过中低价位房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增加，以有效供给来稀释刚性需求。同时为了避免去年“严控土地规划总量”带来的供给紧张，“国六条”提出应“科学的规划土地供应”。
　　董潘认为，所谓科学规划，肯定要根据市场需要，松动严控的大门。而杨建平指出，科学规划不仅仅在土地的供应量，事实上，现实进入“招拍挂”的土地依然有相当大比例不具备开发的条件，很多土地的拆迁、平整、配套都没有完成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政府需要开发商来完成这些环节。
　　“有了这些不确定因素，就存在开发商和政府之间协商改变价格的空间。这造成了土地价格无法在其长达两年多的开发周期里确定，所谓限价也就无从谈起。”杨建平认为，土地开发能力不够，恰恰是实现限价商品房的难题。
　　“开发商囤积土地的情况确实存在，但有多少真囤积，有多少是因为不具备开发条件，政府很难弄清楚，这也是两年不开发即予收回的规定难以实现的原因。”新加坡凯德置地北京分公司副总裁毛大庆认为，土地如何“科学的供应”，是考验“国六条”落实的关键点。
　　“作为一个纲领性调控文件，给各地留下了很多自主空间。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就完全不同，因此还是地方主导。”顾云昌认为，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差异化已经得到高层共识，除了金融和税收政策外，这次调控没有一刀切的规定。他认为，这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大起大落情况，一旦调控效果不理想，还可以在这个框架下继续出台具体措施，做到“进可攻，退可守”。
　　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建设部官员向本刊分析，两次地产宏观调控看似都因高房价而起，但目的有明显不同。之前更多的是抑制投资和需求，以稳定房价为导向；而今年这次调控，则是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系统方案。他说：“一个是被动的调控，一个是主动的梳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