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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居易国际》00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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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城市“贫民区”有没有出路？

主持人/刘高杰

４月１３日，知名学者、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提出：“有贫民区的城市，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，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，给予城市贫民福利。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。”
由于“贫民区”这个字眼比较敏感，秦教授的建议引起激烈争议。有人认为“一座文明城市该有一片贫民区”；更多的人则提出反对意见，他们称，在当前的情况下，建“贫民区”会造成更严重的二元分化，没有建“贫民区”的必要。

正方

　　贫民区即贫民窟。城乡接合部、城中村都可能是我国城市的“贫民窟”。我国之所以还没有官方承认的“贫民窟”，一是中国人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的特性让官方不愿意承认，二是中国的政府也希望避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“贫民窟”的难题，三是我国城市化才刚刚起步，“贫民窟”现象还不明显。我们不承认“贫民窟”的存在，不建立“贫民窟”，得到的是一种带着假象的城市美貌。所以，城市设“贫民区”是一种务实。《大河报》

反方

　　贫民区即贫民窟。虽然秦教授用了“自由”、“福利”等美好的字眼来装饰贫民窟，但是美国《史密森学会会刊》记者约翰的调查结论是：“城市里的地狱！”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，是流行病的渊薮，是黄、赌、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，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社会不能建立的“化外之地”。因此，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，都不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“高一头”的理由。《广州日报》

正方

　　农民工有贫民区可住，留守儿童现象就可以逐步消除，让上亿人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，让贫困者安心工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贫民区是温馨的，而不是寒冷的；是人道的，而不是歧视性的；是政府的一个善政，而非城市的阴暗面。而且，这也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种次优选择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权宜之计。《齐鲁晚报》

反方

　　保护城市移民的权利，先是对那些较为易居、生活成本较低的土壤不要盲目拆迁的问题；是限价房、廉租房逐渐面向所有常住人口的问题；是允许小摊贩及游商就地自谋生路的问题；是解决移民子女在城里上学、参加高考的问题，而不是新建、另建、单建贫民区，把他们送出城去、划到片里。《北京商报》

正方

秦教授的建议是对现有城市住房政策的一种补充，城市的原有弱势群体，已经被各种福利房覆盖进去了，虽然由于供小于求的关系，一些城市原有弱势群体还不能享受到这种好处，但这种权利已经得到了政策上的保障，而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权利是极其微弱的，城市需要考虑这个巨大群体的待遇福利等问题的时候到了。开辟一块专用土地，让他们能在这里安居乐业，正是保障农民工权利的重要举措，给农民工一种归属感，这实际上对城市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。《大众日报》

反方

　　中国城市的功能往往呈现梯度发展态势，即基本集中于市区，而越往郊区越出现功能衰减。如果贫困群体被圈定在一个特殊区域，他们是否会感觉到自己处于被排斥与人为边缘化的境地，总是与城市户籍人口保持“一个城市、两个世界”的地理及心理距离，甚至自己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，他们是否会因此产生某种积怨？是否会对所居住的贫民区产生厌恶、拒绝的反向心态呢？《重庆时报》

正方

兴建贫民区的最大意义，应该是还原一直以来被遮蔽的贫民权利。贫民区，给了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城市贫民一个集体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，给了管理者一个集中观察城市贫民权利诉求的契机。而有了这样一个权利还原的通道，通过制度化努力改善城市贫民的生活状态，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期待。《三秦都市报》

反方

　　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，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、合理化了。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，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不承担贫民区居民的福利，这一点只要看看孟买贫民窟的状况就知道了。如果真正关心农民工，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取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。要知道，一个人一旦堕入了贫民窟，则相当于被社会抛弃，还有什么自由、福利可言呢？《燕赵都市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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